学术前沿 | 段光鹏：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科技霸权扩张及其应对

摘要：数字帝国主义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将现实领域的霸权延伸到数字空间,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权力运行模式转变为数字形态。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科技霸权扩张源于对霸权护持传统的时代抒写、对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度不安和对国家实力消长的战略审视,系历史、现实、发展三重因素共同驱使的结果。资本主义强国对科技霸权的追求已渗透到各领域的战略和政策的各环节,在指向层面表现为科技政治化、科技安全化、科技壁垒化,在权力层面表现为创新垄断权、标准设置权、空间主导权,在领域层面表现为主导生产端、操纵流通端、刺激消费端。面对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科技霸权扩张,中国要从动态研判、价值取向、科技创新、安全保障、关键支撑、外部环境等方面加以应对。

关键词：数字帝国主义；数字技术；科技霸权；自主创新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24年第2期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性产物,数字帝国主义是在全球数字世界掀起瓜分热潮的垄断资本主义新样态。随着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愈益明显,海量数据逐渐使得笨重的机器具备“思考”的能力,世界政治经济权力图谱与秩序格局因此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进一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掌控,资本主义强国凭借着数字垄断地位对金融、市场、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控制,通过科技创新、产业重组和数据垄断牢牢占据制高点,逐渐将掠夺的范围从现实领土转向隐蔽性更强的虚拟空间,最终催生了依托数字霸权的新型帝国主义,持续制造着不平等的国际数字秩序。数字技术在同帝国主义共谋以后,逐渐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霸权行径的新型载体。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知识逻辑和文化逻辑合谋衍生出的科技霸权,表现为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利益集团凭借本国的科技垄断优势,堂而皇之地以限制技术交流、禁售他国产品、滥用司法程序等不公平竞争手段打压他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以满足新型帝国主义的垄断性生产目的,逐渐形成以数字资本为轴心、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来榨取全球财富。“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而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利益集团对科技霸权的执念促使当前的复杂环境和变革进程面临更多的风险与隐患。习近平指出:“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中国正抓住数字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合理运用数字技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正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反对科技霸权、捍卫数字主权,积极探索能够赢得最广泛国家认可的数字治理规则,为有效避免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科技霸权扩张威胁不断作出新贡献。

一、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科技霸权扩张的诱发因素

目前国际形势的激烈变动适逢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正驱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而数字技术对国家实力的颠覆性作用因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愈发明显。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具有科技领先地位的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利益集团在数字技术领域采取霸权主义做法,利用数字技术比较优势进行垄断与控制,试图占领和取得科技领域制高点,以此维持和巩固自身的霸权地位。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科技霸权扩张,是对霸权护持传统的时代抒写,是对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度不安,是对国家实力消长的战略审视,系历史、现实、发展三重因素共同驱使的结果,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获得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操控。

(一) 历史因素:对霸权护持传统的时代抒写

现代世界的霸权统治是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中,世界霸权最清晰的表现即是英国取代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而成为新一代霸主,两国的势力变化见证了首次世界霸权的更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就成为帝国主义政治的主要内容。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霸权是支配和统治的政治权力,霸权护持是资本主义强国在整个霸权周期中的主要国家利益。“实际存在的霸权总是一种过程”。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对货币的改革,带动了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货币成为“信用”的化身和获得利润的工具,再把霸权转化为强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逻辑操控全球霸权是通过空间扩张来实现的,西欧资本主义以商贸为由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探险与交易活动导致地理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帝国主义时代的空间扩展只是地理空间的霸权扩张。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保有科技优势对资本主义强国的霸权护持至关重要。因为科技研发投入大、更新换代快、维护成本高,以及为维护和巩固其科技领先优势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资本主义强国将科技防范措施作为霸权护持的惯用手段。资本主义强国通过国际规制约束或国家军事、经济与科技实力压制潜在挑战国,操纵控制社会主体、地域国家而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寻求的是一个硬性、排他性的自我利益观,并提出一个狭隘的霸权式秩序观”。当前,美国对科技霸权的追求和护持已经渗透到各领域、各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中,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推行科技霸权方面毫无二致,对中国领先的数字行业和科技企业进行打压。美国在科技领域试图维护垄断优势的霸权主义行径已从被动贸易管制逐渐变为主动全面打压,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出口管制以及积极构建西方“技术联盟”等,试图把中国挡在科技发展潮流之外,对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科技企业“步步追杀”成为其科技领域霸权主义行径的集中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地位而强化霸权护持,尽管资本逻辑的霸权本质和操纵野心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图绘粉饰与遮蔽,但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科技霸权扩张的泛滥无疑是以对霸权护持传统的时代抒写为基础的。

(二) 现实因素:对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度不安

科技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和发展动力,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且不断发展的。科技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悄无声息地对人类及其生活世界全面渗透。在使用科技改造世界的举动中,科技内嵌于人类的生命之中,人类已逐渐不能适应科技退场以后的生活状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社会实践不断提出新的需要、新的课题,推动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布莱恩·阿瑟指出:“技术总是进行着这样的循环,为解决老问题去采用新技术,新技术又引发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要诉诸更新的技术。”以数字技术深度和全面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累积以往历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迅猛发展,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后发赶超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各国竞相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力图缩小与资本主义强国的差距,以面向未来的数字技术发展新优势实现弯道超车。面对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保持一定强度的研发投入以保持科技领先,其科研优势却有所减弱。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稳步推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效促进、蓬勃发展,已经在关键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目前已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9.8%,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数字技术与经济大国。中国具有的应用场景丰富、市场需求旺盛等特点,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支持数字技术发展,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在无人驾驶、智能制造等领域快速追赶,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科技的变革与进步在跨越自然沟壑、拓展时空界限的同时,有可能加速改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科技和地缘政治相交,科技的变革与进步将重塑各国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而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近年来,针对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美国出于对科技发展现状的反思与不安,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加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蓄意抹黑和围猎。2022年11月25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发表声明宣布,禁止华为、中兴通讯等五家中国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美国担忧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科技领域对自身的反超而危及其霸权地位,不断升级打压力度,竭力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发展势头,体现了对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度不安。

(三) 发展因素:对国家实力消长的战略审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的重塑和国际力量的变化使得各国深刻意识到国家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作用。国家实力即是“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尽管国家实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会依据时代发展、社会变化、阶段特点等发生改变,但其中的核心点即运用资源杠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没有改变。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国家为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而通过战争和殖民等手段掠夺、索取、占有资源,不断发展以扩张和扩充为主导的国家实力,是符合传统国家崛起要求的国家实力,其中充满了暴力、血腥和罪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以后,西方国家为了避免再爆发不必要的冲突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先后开始发展以分裂、强制和诱导为主导的国家实力。尽管国家实力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但无疑都直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国家、集团利益息息相关。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以技术优势竞争的胜负为依托而展开国家实力的竞争。科技发展越来越触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科技竞争越来越多关系到国家实力的消长。当前,即使是面对世纪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中国军事、科技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实力增强、利益需求扩展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秩序的维护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霸权带来了严重挑战。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在大国博弈、国际关系走向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数字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正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发展,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数字技术领域博弈加剧的现实状况,为保持自身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以护持全球霸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技防范和战略遏制持续升级。

二、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科技霸权扩张的表现形式

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垄断,业已形成以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来压榨和盘剥发展中国家的霸权体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科技创新正成为世界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而言,围绕技术权力的战略竞争已经超越传统地缘政治体系,科技霸权已经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习惯与战略政策指引。对于崛起大国和潜在竞争对手,资本主义强国想方设法地维持自身的科技霸权,强化科技创新布局,抢占科技前沿,对科技霸权的追求已渗透到各领域的战略和政策的各环节,科技霸权扩张呈现出崭新的表现形式和时代特征。

(一) 指向鲜明:科技政治化、科技安全化、科技壁垒化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改变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在数字技术与经济上的崛起正在重塑世界创新版图,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鼓动科技企业到鼓动普通民众,极力渲染对个体隐私、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断升级对新兴大国科技企业的打压态势和复合策略,其根深蒂固的科技霸权思维在未加掩饰的科技遏制策略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第一,科技政治化。温纳认为,“技术政治涵盖了技术对有生命及无生命对象加以改造、支配和调整”。政治的发展不能没有科技及其提供的物质保障,政治又通过对科技的控制和干预而影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政治化是指将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生硬地与数字技术相挂钩,是技术优势垄断者阻碍后发者的一种策略。数字技术成为帝国主义宣传其价值观的隐蔽途径,技术理性被过度崇拜、被赋予过高地位,成为特定社会组织、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在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领域压制中国,不断将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成就意识形态化,形成了针对科技议题的政治角色化叙述套路,不断渲染中国科技产品的安全威胁,频用“竞争”“战争”等修辞,渲染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借此强调其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的合理性,将科技进步与合作视为对其科技霸权的威胁,推动盟国和伙伴国配合、参与对中国的科技战。

第二,科技安全化。以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化界定为“把某事物看作对其指涉对象的一种生存威胁,并由此得以要求为处理该威胁而采取紧急和特别的措施”。一个问题被“安全化”就是使此问题超越所有问题而成为优先处理的目标。以将此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为由,要求打破常规、采取特殊的紧急安全措施予以防控和应对,即便超出政治程序正常限度,却仍然不失为正当。数字技术安全化是指使用特定的话语塑造数字技术的威胁身份,将原本不属于安全领域的数字技术问题通过话语建构的方式定义为安全问题,对数字技术制造话语障碍、建构话语危机,为其采取数字技术霸权措施提供借口。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或是从话语层面渲染、抹黑、攻击中国企业所谓的“窃取知识产权、窥探用户数据和个人隐私、设置后门”,质疑中国技术来源的合法性和使用的正当性,或是将中国的数字技术进步视为安全威胁,先后对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企业启动调查和听证会,把中国塑造为全面挑战美国实力且破坏其安全与繁荣的竞争对手。

第三,科技壁垒化。科技壁垒化是指通过建立技术标准、认证制度甚至颁布法令、条例、规定等方式,对外来产品以及服务从技术层面树立起一道无形的高墙,导致科技模仿成本提高、科技外溢效果缩减,最终理想的结果是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竭力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实质是企图控制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制高点,阻止中国推动数字经济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通过塑造中国科技产品低劣形象、固化刻板印象,全面阻击中国品牌形象冲击高端,从而确保自身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2021年3月4日,美国两党联合提出《民主技术合作法案》,号召协同所谓“全球民主国家”在出口管制方面联手对华限制。美国始终不放弃从其自身技术供应链中“去除”中国的想法,欲在关键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加速美国高技术产业链回流,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及其科技的发展。技术封锁的根本思维是利用封闭法来固守既有优势的存量,对可能形成自身技术垄断地位威胁的国家进行阻隔,以技术不透明管控来延缓别国技术进步速度,而非通过自我改革加强自身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其目的是维护美国关键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 权力集中:创新垄断权、标准设置权、空间主导权

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科技霸权扩张将影响新的国际权力分配与平衡,导致国际权力结构出现深刻变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围绕创新垄断权、标准设置权、空间主导权等权力要素打造基于霸权的国际权力结构,在此基础上顺利达到保持科技优势和压制竞争对手的目的,不断强化超级权力和霸权地位。

第一,创新垄断权。科技创新的级次传播特性决定了创新能力的梯度,最早寻找科技创新突破口的国家或企业拥有创新的相对优势,能够“以其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而轻易地将人类智力成果据为己有”。鼓励持续科技创新是科技垄断的重要策略,利用垄断又能持续实行进一步的科技创新,目的是通过持续不断进行改进型或替代型创新来保持科技领先和竞争优势。若没有科技垄断,创新要素会在创新链中级次传播而扩散至全球,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实却是,创新要素被科技壁垒所约束而构成创新垄断权。对数字技术持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为不断增加在数字创新上的研发投入,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霸权垄断而加重其他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期望通过霸权垄断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而增加投入。从中可见,拥有创新垄断权的国家更易于构建科技霸权。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仅凭一己之力却很难实现科技霸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要借助国际盟友和国际条约的力量,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打压和对关键技术的控制。美国计划建立“联盟创新基地”以加强创新合作关系网,在互惠互利、团队合作、安全和成比例的投资基础上激励技术保护,通过构建技术联盟、升级信息共享,提升美国科技创新的全球领导地位。

第二,标准设置权。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科技霸权表现为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技术标准设置权,最大限度地获取市场份额和垄断利润,不断维护本国在产业链中的竞争利益。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当下,每个产业都是基于若干个行业技术标准建立起来的。当下和未来的数字技术产业发展与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息息相关。西方国家通过投入大量资金和进行人才招募,严格控制着全球数字技术制定标准,不断提升全球数字规则框架的话语权和规制力。西方国家的标准设置权是将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上升为国际规则,要求采用既有行业技术标准的后发国家须缴纳专利税,体现了利用科技霸权固化其技术优势地位的利益诉求。西方国家的标准设置权意味着后发国家只有接受不平等的知识产权分配关系,才能进入由既有强国控制的产业链,从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构建了一条技术落后国家难以逾越的鸿沟。美国动辄针对中国使用“301条款”和“337调查”,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性技术壁垒。后发国家从低附加值环节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的机会基本丧失,被牢牢锁定于国际产业链的下游,成为既有强国科技霸权的附庸。

第三,空间主导权。数字空间是现实世界的网络化拓展,是在数字技术基础上形成的特殊虚拟区域与环境。在数字时代,帝国主义不再以直接占领他国领土与掠夺他国资源为直接目标,而凭借在数字资源上的不平等权力将占领由数字组成的虚拟空间作为新的途径,使数字空间开始具备殖民地性质。围绕数字空间的争夺成为科技霸权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数字帝国主义借助所谓的“数字自由”“数字民主”的名义,实际上却控制着信息的传播、流动和走向。位于金字塔顶层的数字资本家掌握着信息传输的筛选权力,利用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和智能手机等数字平台技术为大众呈现精心设计的内容,凭借其在数字领域的科技优势塑造数字空间形态。由此,普通民众在数字空间中看似自由地生成自己生命活动的一切数据,殊不知依然难逃帝国主义所精心编织的数字牢笼。目前的数字空间正在从陆地向海洋、地外延伸,DARPA正在推动“海洋物联网”项目,美国NASA推出“阿尔忒弥斯协定”,未来数字空间的主导权竞争将更加激烈。

(三) 领域全面:主导生产端、操纵流通端、刺激消费端

科技霸权的基础是技术优势,表现形式是构成国际社会对霸权国的技术公共产品的持续依赖,现有国际公共产品都难以摆脱被霸权国将之“私物化”的路径指向,终极目标是维护既有大国霸权地位的合法性,公共产品成为维护霸权收益的工具乃至打压他者的武器。从科技优势向科技霸权的转变,主要从全球工业的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大领域,体现为霸权国获取“需求型合法性”的过程。

第一,主导生产端。工业生产带来的产业世界已逐渐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褪色,随着数字技术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理世界不断数字化,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融合而成的数字生产逐渐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当然,数字生产与工业生产不是断裂的,而是在工业生产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大化。“计算机芯片是提花织布机的后代,而现代能源循环系统源于瓦特的离心调节器。”数字生产将一切物质因素和一些非物质的因素都纳入了生产体系。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基础材料、关键成套装备的研发与生产等高端制造环节向西方国家集中,使得西方国家在数字资本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科技垄断地位,对数字技术较为薄弱的后发国家尤为不利。如果后发国家试图在数字技术领域追求独立自主,西方国家就会凭借其科技垄断优势,对后发国家实施停止数字技术使用许可、数字技术产品断供等制裁措施。从长期来看,西方国家通过数字技术霸权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可以消除潜在竞争者的技术威胁,使得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数字资本,从而巩固数字资本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

第二,操纵流通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的交换和售卖的过程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无法找到购买方,便会“摔碎”商品生产者。也就是说,只有获得稳定的供需匹配和商品流通能力,才能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平稳有序。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数据和信息是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支配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获取足够多的可以用来分析的数据和信息,才能不断提高商品交易的效率。西方国家为巩固其在全球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控制霸权,迫使后发国家的企业放弃产品技术升级,不断采取举措有效应对市场产生的流通需求包括商品和信息流的实时管理。数字流通领域的加速逻辑,表现为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流通数据的合理使用不断提升流通效率和质量,资本循环中的停顿和宕机现象在数字空间中早已荡然无存,数字资本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不断扩展。

第三,刺激消费端。消费是社会经济运行中最终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数字技术霸权会为数字寡头提供针对市场和消费者的强大分析能力,数字资本家利用数字来引导消费的方向,成为刺激甚至制造消费需求的重要抓手。数字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早已超出合理的范畴,消费者被技术逻辑裹挟,忘记了自己的真正需要,消费需求是被鼓动和制造出来的,无法按照自身的尺度和需要“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广告和信息被有选择性地推送和封锁,资本的意志通过控制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而全面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国家的影视作品、手办、手机等一经推出就会在市场中得到热捧,许多人都打着“犒赏自己”的旗号装满购物车。数字技术霸权所引发的需求制造使得资本周转速度不断加快,充斥着符号形态的消费行为促使消费者的剩余不断被收割。消费领域的数字技术霸权充分暴露出,数字技术要素实质上只是国际金融资本加强垄断的工具,“技术创新成了反映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消费者疲于追求忙碌而充实的消费生活,消费成为他者期望的消费,反而沦为被资本操纵的欲望。

三、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科技霸权扩张的应对策略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霸权兴衰史,围绕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绵延不息。因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诉求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帝国主义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只会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强国的霸权地位,只会加剧世界文明的撕裂程度。美化数字技术的认识无疑是天真的;与此同时,盲目否定数字技术也是错误的。以数字为载体的技术在不同制度体系内发挥的作用存在着质的区别。中国既要全力预防和回应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科技霸权扩张,又要加快制定本国数字技术发展战略,加大数字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实现数字技术的独立自主和相互赶超。中国坚决反对利用数字技术霸权来剥削劳动人民的极端利己主义做法,“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是中国对世界永远的庄严承诺。

(一) 动态研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过程中积极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面对蓬勃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在努力寻找创新突破口、抢占发展制高点。科技创新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不二选择。只有把科技的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和产业竞争的胜势,才能形成国家之间竞争的战略势差。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和重大突破性技术的主要载体,对中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实现跨越发展至关重要。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具有战略先导性、经济主导性、技术传导性,一直以来占据世界各国产业布局的核心地位。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西方国家都把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战略目标,加快布局新兴产业以抢占竞争先机。中国要在准确研判世界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潮流和趋势的基础上,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主攻方向,加快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运用确实推动了人类社会跨越式的发展以及革命性的变革。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各国比较优势、改变全球竞争格局,不仅提升了知识和技术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而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产业发展“弯道超车”的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过程中积极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当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优势,充分发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重点项目引领作用,积极引导数字技术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和技术力量,推进产业的更新换代、工业化的升级与创新发展,带动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规模化发展,形成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的创新能力,通过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竞争先机,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二) 价值取向: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过程中超越无所不用其极的资本逻辑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合谋”把人变成了数字技术的附属物和奴仆。资本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合谋”关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与确立,归根结底,乃是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结果,是由资本孜孜不倦地谋求实现自我增殖的欲望与本性所驱动的。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触角已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人的生产活动到消费活动,甚至人的身体都成为被数字改造的对象,被深深地打上了数字化的烙印,最终为资本的增殖逻辑所捕获。“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资本增殖逻辑是数字帝国主义得以存在的内生逻辑,以获得垄断利润和资本积累作为目标。与西方国家利用数字技术霸权为资本家谋取私利不同,中国在发展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扬弃数字技术的理性统摄,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要发展的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的数字技术,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满足了西方国家对外扩张和压迫世界的野蛮主张,数字只是掩盖资本逻辑剥削性和压迫性的遮羞布。中国批判和反对的对象正是一味追求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数字帝国主义。中国在发展数字技术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克服数字帝国主义的限制及剥削,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团结边缘落后国家反抗数字帝国主义的掠夺,打破数字资本权力建构的霸权世界。

(三) 科技创新:在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融合过程中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较量的手段和砝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数字技术水平和能力的不对等及其巨大差距会转化为国与国之间发展与竞争的机会与地位的不平等,甚至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习近平指出,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在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过程中,解放和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创新潜能,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是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应对科技霸权扩张的坚实基础。中国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争夺全球发展主导权中的地位,通过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升级,突破发达国家的智能技术限制、垄断和压制,提高数字技术发展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打破西方数字技术垄断和霸权。中国在发展数字技术过程中,要瞄准数字技术发展最前沿,强化自主性、原创性、关键性数字网络信息技术研究,加大对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的技术攻关,撕裂数字帝国主义的科技霸权和科技垄断。同时,针对中国对专业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正在急剧增长却储备不足的问题,尽快构建完善的数字人才培养生态和数字人才梯队建设体系,在不断创造数字人才的繁荣局面的同时,促使达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

(四) 安全保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加强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凸显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市场机制使得科技资源向最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地方聚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增强对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产权保护、侵权赔偿和市场转化,是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应对科技霸权扩张的必要保障。“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绝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地闭门造车,而是应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始终保持对数字技术前沿信息的动态了解,同时准确把握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范围和程度,站在国际科技前沿上加强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保护,以取得自主创新的最佳实效。一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法律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自主创新成果利用、转化、流转的根本性制度。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专门提出“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立法”。未来要深入开展数字技术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和实践探索,推进实施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工程。二是加快各类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未来要优化数字要素配置由市场决定的机制,使科技成果更好满足市场需求,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难点和堵点,营造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创新动能,以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优势。三是加强数字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在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的同时,完善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相关法规,制止数字技术领域的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障市场主体、从业人员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主动在国际数字经贸规则上形成有效反制以应对数字技术霸权的扩张。

(五) 关键支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过程中更好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力量

习近平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在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的环境中,要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持续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在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过程中更好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力量,打破国际金融资本及其跨国公司对数字技术要素的垄断,是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应对科技霸权扩张的重要之举。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拥有雄厚的资产、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一流的技术装备和良好的企业素质,特别是很多国有大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骨干和中坚,具有承担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良好条件,能够在支撑和落实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全球兴起,西方国家一直走在前列,试图依靠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力量,在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不断加剧、世纪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稳定的时代环境中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要加强科学规划,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竞争机制,做好国有企业创新的战略部署,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由国资国企带动和参与的技术创新体系,即推进产学研政协同创新,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混合协同创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高水平实验室等联合研发平台,构建自主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使国有企业在数字核心技术开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六) 外部环境:在参与国际数字空间多边治理过程中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时代的次次更迭中均潜藏着历史性巨变。随着物理世界向数字世界不断迁徙,人类生存的现实空间与虚拟数字空间的交织日益紧密。伴随着现实与虚拟边界的日渐模糊,各国纷纷加快数字空间治理,不断提升数字空间治理的主导权和影响力。数字空间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国际技术封锁与遏制行为通过改变秩序而最大化自身利益,其剥削的程度随着西方国家对数字技术掌握程度的提升而不断加深。数字空间的有效治理离不开全球共识与合作。中国倡导“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全球数字技术的协同发展,摆脱西方国家通过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来实现其资本霸权和数字剥削,日益需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参与国际数字空间多边治理过程中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不同于数字帝国主义变相强制他国参与到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中的原则,而是运用多边和多方共同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致力于促进各国在数字技术发展上的交流,携手探索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使全球共享数字商品的使用价值,绝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政治及强制性色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打破数字空间治理的对抗性和霸权性思维,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全景式改善国家发展面貌,让各国人民在平等互利、友好协商、共担责任的基础上共享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避免凭借科技优势和资源垄断剥夺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利,为改变旧有不合理规则和开创新秩序提供更多便利,争取各国平等、公平、透明、均等地参与全球数字空间治理。

编辑 | 袁鑫

责任编辑 | 刘静

审核 | 王海宁